当明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傅友德率领的大军踏过云贵高原的山脊，福泉这片土地便注定成为大明王朝西南边陲的重要节点。

这座镶嵌在黔中腹地的古城，以砖石为笔，山河为卷，在六百年光阴里写下一部关于屯垦、坚守与融合的厚重史诗。

作为贵州屯堡文化的关键遗存，它的每一块城砖都镌刻着真实的历史印记，等待被镜头与文字唤醒。

《福泉古城垣》集体创作

现存的福泉古城墙，是这场军事布局的物质见证。据《平越直隶州志》记载，城墙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，后经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年）扩建，形成“周长四千七百余米，高七米，厚三米”的完整格局。

不同于中原城池的规整形制，它依山势而建，随地势起伏，将西门河、犀牛潭等自然水系纳入防御体系，形成“山为城、水为池”的天然屏障。

这种“天人合一”的军事智慧，在东门“会仙桥”处体现得尤为精妙——桥体与城墙浑然一体，既作交通要道，又为守城隘口，桥下暗渠可通城内水源，堪称明代军事工程的典范。

当军事防御的功能逐渐淡化，福泉古城成为屯堡人维系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。

与安顺屯堡的“石头寨”不同，这里的文化遗存更集中地体现了“军转民”的过渡性特征——从卫所到府城，从军营到市井，军事基因与地方文化在碰撞中融合，却始终保留着中原文化的核心印记。

《福泉山》杨文福/摄

城内的福泉山，是这种文化坚守的缩影。据清代《贵州通志》记载，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曾在此讲学，留下“平越思隐居”的典故。

《福泉太极》傅泊霖/摄

 山上的“高贞观”虽历经多次修缮，但现存主体建筑的梁架结构仍保留明代风格，其“穿斗式与抬梁式结合”的工艺，与江南地区明代道观一脉相承。

这种建筑技艺的延续，正是屯堡人“不忘故土”的生动写照。

《福泉古城》纪永协/摄

值得关注的是民间习俗的活态传承。每年正月的“阳戏”表演，至今仍遵循明代军傩的仪式规范。

面具造型、唱腔曲调与安徽池州傩戏有明显渊源——这与《续修平越州志》中“军民杂居，岁时歌舞多沿楚风”的记载相互印证。而城内老居民至今保留的“裹头巾”“穿长袍”等服饰习惯，虽经岁月磨洗，仍能窥见明代江淮服饰的影子。

清代以来，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，贵州与中原的联系日益紧密，福泉因地处湘黔古驿道中段，逐渐从军事堡垒转型为商贸重镇。

据《黔南识略》记载，乾隆年间，平越府“商旅辐辏，舟车云集，为黔东一大都会”，城内形成“三街六巷九坡”的市井格局，山西会馆、江西会馆等商帮建筑应运而生。

《福泉井》图源/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

福泉城墙自2001年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，保存相对完整。

墙体沿线，不仅可见厚重的石块叠砌痕迹，还残存数处瓮城、敌台遗址；古巷两侧，明清灰砖青瓦民居依墙而建，门楼花纹、夯土墙面，透露出屯堡移民家园的审美趣味。

走在墙下，阳光透过石缝，投下斑驳光影，仿佛听得到历史的低语。